1999年12月教育部的《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亦均采取了自主的表述。
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认为现代行政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论，都显得过于草率和武断。[28]但这个适法性控制在德国法中却只具有实体面向，并不包含程序内容。
这些悉数构成了对以确定性和稳定性为核心要素的行政行为的巨大伤害。既然法治国在迈耶的时代被化约为法律的统治，那么法律本身的形式理性，即其明确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可计算性也就当然地成为迈耶对于法治的核心判断[11]。3.互动往来上：只关注行政权的发动与控制，不关注相对人的参与 型式化行政方式的框架模式，是以行政权为思考起点，它将特定类型的行为与特定的适法性要件、法律效果紧密衔接，并藉此达成法律控制与权利保护的目标。[125] 宋功德著：《聚焦行政处理——行政法上熟悉的陌生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于是，一种尝试修正和填补传统模式的合作行政（kooperative Verwaltung）[63]便应运而生。
这些也同样使强调单方性、强制性和高权性的行政行为，在规范新型行政事务时力道尽失。其灵活迅捷的功效在那些特别强调时间要素的行政领域更显突出。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么复杂而形式多样的文化，这么辽阔而历史悠久的地域，这么繁多而有着自己独特历史的国家，这么精细而复杂的宪法分类，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文化？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东方政体？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国家治理模式？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承认，在亚洲内部，至少还存在着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这些不同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立宪主义，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模式。[12]20世纪的魏特夫认为，东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密不可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君主专制由此形成。[20]这七个地域和48个国家，不仅其经历的历史发展道路不同，而且存在着多个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发展不平衡。
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亚洲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才获得了制定自己宪法的机会，如韩国和朝鲜在1948年各自独立制定了宪法，印度于1950年独立制定了自己的宪法，等等。[15]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发展道路造成的，东西方的历史不可能沿着相同的道路发展，由于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就必然体现出迥然相异的历史图景。
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西藏也是一个例子：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指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基本法赋予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治得到广泛尊重，法律体系更加完备，法制建设和法律改革取得进展。[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9页、第178页。
这种历史传统将东方的政体称为东方专制主义，与这种政体相对应的，是东方令人侧目、羡慕和垂涎的巨大富饶。[13] 常保国：《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东方专制主义》，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中国在1911年到1949年期间，就制定过5部正式宪法[7]。清代的边疆特别行政体制在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和西南又各自不同，既有传统的土司制度，也有西藏那样政教合一的制度。
这里首先涉及要选择西方什么样的宪政制度的问题，如日本在制定明治宪法时，就需要讨论是选择英美法等国的宪政制度，还是选择欧洲相对落后的普鲁士宪法。首先是一国得到了落实，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顺利恢复行使主权。
[28] 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在法治和人权保障方面亦有长足进步。[25] 参见陈云生：《宪法人类学——基于民族、种族、文化集团的理论建构及实证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8] 这5部宪法是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欲致富强，必首在振工商。1976年在美国召开的亚洲立宪主义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步提出了这个命题，1989年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宪法论坛上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这个概念。[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判断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实践，首先也要看判断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标准是什么。[8]泰国在1932年1月27日到1959年1月29日间，就曾制定过多达7部宪法，其中两部被确认是暂行宪法（1932年、1947年），一部是临时宪法（1950年），所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在泰国有两部宪法，一是短暂的成文宪法。
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不干预特别行政区内部的自治事务，甚至还说过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形象比喻，这就是指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以维护和发展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19] 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见其《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载《郑观应文选》，夏东元编，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出版2002年版，第164页。1984年12月19日，中国和英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国和葡萄牙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运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
实行一国两制的目的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序言第二段里就有交代。一、宪法、立宪主义与亚洲立宪主义 亚洲立宪主义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情况亦比较明显，香港还面临着艰巨的人心回归问题。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及其问题 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成功，首先要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施米特在研究18世纪以来西欧与北美的宪法时，指出其基本特征在于对对基本权利的承认、权力分立制、国民通过人民代议机关对制宪权的最低限度的参与。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而且，在亚洲内部，民族众多，文化的多样性很强，表现出异常的不同，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这就说明，立宪主义的要求比宪法丰富得多，立宪主义要求一种使持久的体制赖以稳固建立的法律和政治文化。
[15] [俄]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二战后，亚洲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走上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发展的道路，这就为立宪主义在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
例如，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同政治势力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日本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政模式、应当如何把欧美的立宪主义同日本的传统文化结合，并最终形成以日本天皇为机轴的立宪政体。[28] 《辉煌成就：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港澳花开更加繁盛》，新华社北京2007年9月27日电。
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3卷），第200页。1890年日本制定了亚洲第一部宪法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1912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在中国，国与家合用，国是指一个扩大的家，而家是一个缩小的国，因此，国家的观念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这可能是西方立宪主义所没有的，带有伦理色彩的国家被认为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29]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6）外高加索，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3国。[7] 这5部正式宪法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宪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0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英国1689年权利法案、美国1777年的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及其后来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及其后来的一系列宪法，都明确规定和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建立在人身自由基础上的贸易、契约和经济的自由竞争。而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国家统一问题，允许被英国和葡萄牙长期占领的中国领土香港和澳门在回归中国以后，继续保持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0]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237页。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基本上是根据这一思想进行了政治体制的设置，在总统之下设置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总统协调五院的工作。
